和桃源诗序
播放▲本周五（12月13日）晚8点，著名历史学家罗新老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做客明白直播间，为我们梳理了陈寅恪和唐长孺两位史学大家考证陶渊明笔下武陵桃源的过程，对历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价值论与方法论。想收看完整直播的学友，请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桃花源记》
这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开头。东晋太元年间，一位武陵渔夫沿着溪边行走，穿过一望无际的桃花林，他来到一处未曾有外人踏足的地方——桃花源。桃花源里，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人们的生活自然恬淡，「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千多年后，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新再次「走入」桃花源，为我们铺开了桃花源历史研究的脉络，揭示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与视角。▲罗新老师在直播间
01.寻觅「桃花源」《桃花源记》的故事以渔夫意外进入桃花源开场，以武陵太守和南阳高士刘子骥寻觅不得而终。一次是意外的发现，一次是有意识地寻找而未果，陶渊明用他疏淡的笔调告诉读者，桃花源是一处隐匿的仙境，只属于源内之人，外人若痴迷于寻找它的所在，只会陷入一团「迷障」。因此，桃花源就成了一个文学史上的经典隐喻，一个梦境之在，一个世外之所。到了后世，寻觅桃花源的「痴人」仍然存在。不同于亲身实践、一心想归隐于此的刘子骥，后人的寻找是「书屋怀想」式的，他们翻阅着手头的资料，想在字里行间找到几个问题的答案：桃花源究竟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它在哪里？这里的人们遭遇了什么变故，才决心与世隔绝，隐居在此？罗新老师在直播中提到，从历史现实的角度对桃花源进行研究的人，可以从宋代文豪苏轼说起。在《和桃源诗序》中，苏轼说「常意天地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天下间类似桃源的地方非常多，不只一处。▲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法家。
苏轼以南阳菊水河畔和蜀青城山的老人村作类比，认为桃花源与这两地的情形相似。他猜想，原本生活在这两个地方的人们，日常饮用可以延年益寿的泉水，所以寿命特别长。而到了近代，这些人逐渐在饮食中加入五味调料，吃的东西与寻常人无异，寿命也就跟着减少了。（「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和桃源诗序》）至于为什么武陵太守找不到桃花源？苏轼解释到，当太守听说那个地方时，那里早已成为很多人争夺的地方，不复往日景象，所以太守找不到。（「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和桃源诗序》）苏轼考证的方式比较粗率，他找到了两个相似桃源的例子，但是用吃了五味不能长寿做论据，显然不能使人信服，同时也未能指出桃花源具体所在。但是，罗新老师指出，苏轼这种从现实中寻找桃花源的思路，给了几百年后的一位历史学者以启迪，他就是中古史研究大家陈寅恪。▲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史学大家，著有《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等。
02.同一种研究，不同的结论在直播中，罗新老师介绍了陈寅恪先生发表于1936年的一篇文章——《桃花源记旁证》。这篇文章明确指出《桃花源记》既是寓言之文，又是纪实之文，桃花源真的存在，但它不在南方的武陵，而在北方的弘农（弘农郡，在今天的三门峡一带）或上洛（今陕西省商洛市一带）。这一结论的得出，经过了陈寅恪细微巧妙的论证。首先结合史料，在汉末至十六国的历史记载中，曾有大批难民到北方坞堡躲避战乱，坞堡是人们于战乱中为自卫而建造的民间防卫性建筑。陈寅恪由此大胆猜想，桃花源会不会是一处坞堡难民点呢？沿着坞堡这条线索，陈寅恪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发现了相关记载。▲《水经注校注》作者：[北魏]郦道元校注：陈桥驿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13年
《水经注》中引用了西晋末年的一位将领，戴延之所作《西征记》的一段材料。据记载，在追随刘裕西征长安时，戴延之曾经到过位于「洛水又东，径檀山南」的地方。他一路前行，穷览洛川，竟然找不到水的源头。《水经注》对这个地方的形容是：「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如果继续在檀山这个地方搜寻，会发现它的西面有一个名为「桃原」的地方。「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晋太康记曰：桃林在闅乡南谷中。」——《水经注》陶渊明会不会在哪里听说了这些事情呢？陈寅恪先生以陶诗《赠羊长史诗》为例证，诗中序言说：「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这几句话证明陶渊明在刘裕西征的将领中有故识，他推论陶渊明由此间接或直接地知晓了戴延之的事迹，并以此为蓝本写下了桃花源这个地方。「文史互证」是陈寅恪研究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对当世或后世的历史学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唐长孺先生就是其中一位。罗新老师说，唐长孺接续了陈寅恪对桃花源的研究，但是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唐长孺（1911–1994），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专家，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
在陈寅恪的《桃花源记旁证》发表20年之后，唐长孺的《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问世。在开篇，他就明确反对将陶渊明所写的南方武陵安置到北方。他认为，历史研究者既然接受了《桃花源记》为史实记载这一前提，那么研究大可以以武陵的基点，寻找桃花源存在过的蛛丝马迹。武陵的位置，约相当于今天的湖南常德，湘西中北部地区。唐长孺的考证基于一则至关重要的材料。南朝刘敬叔《異苑》记载：「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这个故事与《桃花源记》高度相似，只是主角从武陵渔人换成了武陵射鹿的蛮人。在北宋《云笈七签》中的《神仙感遇传》里也有相类似的故事：「蜀氏（民）遇晋氏饥，辈三五人挟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猎以自给。因值群鹿骇走，分路格之。一人见鹿入两崖间，才通人过，随而逐之。」▲《云笈七签》作者：[宋]张君房辑出版社：齐鲁书社出版时间：1988年
唐长孺先生由此联想，《桃花源记》所记载的故事，可能是蛮人故事的变体，这个故事先在荆、湘一带广泛传播，后来又流传到蜀地。古代，于南方建立政权的统治者，总是会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劳动力不足，所以他们一旦建立政权，便采取策略征服少数民族。联系到西晋与东晋交替之际的乱局，唐长孺给出了一番解释，他认为，在桃花源居住的人是蛮民，他们躲避到此处是为了躲避统治者的压迫。两位20世纪的史学大家，从短短300余字的《桃花源记》中找到了相近的研究方向，但由于他们的联想迥异，又各自结合了不同的史料，因而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两种结论呢？谁的答案更接近事实？也许罗新老师的回答，会令我们豁然开朗。结论并不重要，寻找穿越历史迷障的思路，才是至关重要的。
03.穿越「桃花源」迷障对于陈寅恪和唐长孺先生的研究思路，罗新都表示赞同，对于武陵究竟在南方还是北方的问题，他不想做过多的讨论，而希望从两位前辈的研究方案中，总结出历史研究的方法，看看他们为后世学者带来了什么。在陈寅恪做研究的年代，坞堡的研究几乎为零，而对于今天的历史学者来说，坞堡已经成了基本常识，这得益于陈先生敏锐的问题意识和重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去争辩桃花源在不在弘农显得毫无意义，陈先生所做的是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维方式，一种运用材料的方法。陈寅恪先生是唐长孺敬重的前辈学者，但是唐长孺没有囿于前人之见，没有被陈先生的结论所局限，而选择了从南方蛮族生存的角度，看待桃花源问题，为历史研究拓展了视野方向。如果有一天史料证实，桃花源所居之民并非蛮族，唐长孺研究的价值也不会因此而逊色，因为他为此后的学者打开了南方少数民族问题研究的「洞天」。在罗新看来，做历史研究可以像解读诗歌一样，「诗无达诂，史亦无达诂」，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总在于得出一个固定结论，而是为人们揭示新的历史图景，在这一点上陈、唐两位先生无疑都做到了。▲罗新老师在直播间
这是从历史研究的长远性出发做出的评价，除此之外，好的研究者还能兼顾时代性。每位历史研究者都有他所生存的时代，影响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往往是由所处时代引起的。陈寅恪先生的论文发表在1936年，那时正值中日全面战争的前夕，「战乱下如何生存下去」成为国民最为关心的话题，他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对桃花源——这个被视作人们躲避战乱之所的研究，同时在思考的是我们如何应对战争。唐长孺公布研究成果是在1956年，正是中国政府完成第一阶段的民族大识别（1950年-1954年）两年之后。在这次民族识别中，一共在中国境内确认了38个民族，从那时起，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便被一再宣扬。正是在民族平等的号召之下，唐长孺选择从少数民族的角度切入桃花源研究，发现了前人未能发现的问题。两个时代，促生了两种问题意识。在短短90分钟内，罗新老师带领我们越过了历史结论，深入历史学研究的内在场域，穿过「桃花源」迷障，发现前辈历史学者的精妙独到之处。不汲汲于结论的正确性，专心体会论证过程的丰富、细腻与微妙，的确是一种看待历史研究的新态度。诚如他所言，「好的史学研究是一种艺术，一种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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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桃源诗序(罗新：穿过历史的「桃花源」迷障)
